——声音之真实，叙事之虚假：影像作为中介
挪威导演达格·约翰·豪格鲁德（Dag Johan Haugerud）的作品“性梦爱三部曲”之《梦》（2024）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挪威高中女孩约汉妮（Johanne）对法语教师约汉娜（Johanna）一见钟情，她内心丰富细腻，却生性腼腆，只允许自己在内部酝酿情感，抑郁、厌学，仍然压不住她炽烈的激情：在一次冒昧的拜访中，约汉妮在老师公寓门前失声痛哭。
对于这一切，约汉娜采取一种神秘的消极姿态，她并不积极询问，只温柔地容纳下约汉妮，在学生接下来的八次造访中，默许她同自己发展起一段近似于亲密伴侣的关系——直到女孩尝试触碰老师，约汉娜逃开，暗恋戛然而止。
以上情节被约汉妮认为是一段美丽的人生经历，记录在她九十页的自述文稿里，分享给祖母和母亲以后，在家庭内部制造了不小的心理波澜，引发了复杂的解读与回应，最终得以出版，然后，在结束了一场乏味的心理咨询以后，她偶遇另外一人：那是一面之缘的约汉娜旧爱，新生活的篇章好像就要开始了。
从表层结构上来看，这个故事好像是小说/电影里常见的“师生暗恋+成长教育”套路，只不过对人物（关系）施加了机巧的性别与性向转换（男教师—>女教师，异性恋—>同性恋），通过预设弱势者的成熟与清醒和上位者的道德克制，抹除了（通常叙事中的）精神控制与剧烈创伤的可能性，强调初恋感情本身的美好、开放与复杂。
但事实上，《梦》之魅力远非仅限于此，因为如果只看故事简介，很容易忽视电影通过约汉妮的旁白呈现出来的丰富文学细节，比如：
约汉妮喜欢想象“约汉娜毛衣直接紧贴肌肤的感觉”，产生汹涌的情欲，但她自己却不喜欢裸身穿毛线衣。（一种生动且易于引发精神分析解读的文学细节）
演员艾拉·奥弗比（Ella Øverbye）出色的声音表演给这些细节增添了魅力，是她富有真实感与亲密感的Z世代声音（疏离，冷漠，却真诚），连同密度极高的微妙观察与心理细节，让这段充满幻想的关系显得热烈而真实，让观众沉浸其中，欲罢不能，在此基础上，看似平庸的影像反而只构成某种背景。
不知不觉，导演在此处强调了文学之于电影的效用：像这样精确、高密度、高浓度的情感有可能通过语言以外的载体传递出来吗（尤其在动辄强调电影首要应该利用画面来叙事的电影爱好者那里）？
（我们会想，以刚才的描写为例，有一帧电影画面或者什么语言之外的声音能够传递相同精度和强度的感受吗？）
文学的意义：细节 vs. 概念
在电影的内景对话戏里，当周围人（包括亲属和心理医生）不断用概念框架和对立结构（长/幼，师/生，男/女，异性恋/同性恋，真爱/性诱导，保护/伤害）解释和评论她的经历时，约汉妮喜欢强调自己的特殊性（particularity），她经常问：为什么我和我的经历是特殊、独一无二的？
“出书”这个大概念让她感受到平庸和乏味：很多人都出过书，这件事没什么大不了的。这类人生成就的叙事框架是平凡的，她并不在意，但她文学中的细节是特殊的，她珍惜并为之自豪，这里暗含的观念是：只有丰富而具体的艺术细节才是无可替代的——“particularities” 还有另外一层含义，指生活中容易被忽视的那些微小细节。
于是在电影里，约汉妮的独白赋予她自身生活以特殊性，对抗着传统/进步意义上的各种极为简单的叙事框架（也是导演力图反讽的东西），因此在一段对白当中，当母亲提出这将是一本优秀的酷儿小说时，不论是约汉妮，还是观众，都会觉得滑稽并且可笑。
那是因为，在影片前半段观众已然接收到无比饱满而生动的细节并沉浸其中，在他们看来，这样简单的概念定位错位感明显，完全无法容纳她丰富的叙述和细节铺陈（潜台词是：真可笑，为什么这么具体而生动的故事，你要用“酷儿”去概括？）。
在约汉妮看来，她的情感和生活不应该被简单的词语定义（这也是最近人们最喜欢对影像和艺术做的事情），自然，这或许也是她写作的意义之一：用文学反抗宏观社会学概念的定义。
文学叙事的欺骗性
埃里克·侯麦曾经说过，“如果能写成小说，为什么还要拍电影呢？”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导演用侯麦的方式回应了侯麦的问题：他在呈现文学丰富性与特殊性的同时，也要揭露出文学叙事本身的欺骗性（the deceptive nature of narration），这一点光靠文学，恐怕难以高效实现（小说《洛丽塔》也精确控制夸张的叙述语气来暗示文学的欺骗性，但远没有电影那样直观、高效和易于理解）。
在《梦》里，约汉妮书写的文本至少可以有三个版本：
–实际发生过的故事（reality）
–叙述给家人的故事（private conversation）
–公布给公众的版本（publication）
像侯麦那样，导演豪格鲁德通过隐去一部分叙事段落，在后半部分重点拍摄人物（母亲、祖母、老师）对于文本/事件的反应，而不是通过影像再现事件本身，来制造暧昧与含混，对文本/叙事的可靠性提出怀疑。
譬如，当母亲感谢约汉娜并未真正和女儿发生性关系的时候，通过约汉娜本人的反应，我们可以猜测，也许约汉妮在文本中隐去了她和老师发生性关系的细节，或者至少她们实际上要比文学描述亲密得多，电影里的读者得到的并不是全部！
再譬如，从母亲和祖母初读文稿惊讶的反应和约汉娜事后对于两人感情的彻底否认来看，也许在第一稿中，约汉妮要写得更真诚、更大胆一些。
为什么？
在某种程度上如前所述，因为人人都恐惧评判，所以社会道德的约束和僵硬死板的观念体系妨碍了真实的再现。
另外，在电影里，文学的功能是不断转换的：九十页的文稿，最开始是约汉妮发泄情感的出口，后来是试图从家人那里获取理解的自白材料，最后成为她试图建立某种文学成就和实现个人价值的社会性努力。
我们可以想象，随着文学（艺术）的功能转换，观众能看到的永远是经过阉割和转换的叙事版本，因此对于艺术家来说，毫无保留的真诚与袒露是那样宝贵，而私密的经验与对话相对于文学来说，仍有其不可替代性。
在这个维度，电影呈现出某种难得的媒介反思复杂性：高密度文学细节带来的真实感与沉浸感，对文学叙事欺骗性的揭露与反思，两者交织而并存给《梦》带来了独特的审美特色与思想深度。
声音的介入功能
声音的介入在《梦》的电影叙事中也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如果我们回过头来，仔细地考察电影里约汉妮旁白声音的两个版本：
-约汉妮对观众讲述时发出的声音
-约汉妮对母亲补充叙述文稿里没有记录的事件时采用的语气
我们会发现这两者之间存在极为细微、难以察觉的语气差异。前者作为一种对影片拥有最终解释权的客观化权威，是客观、冷漠的，稍有稚气的低沉声音却仍给人带来一种亲密感，平稳的节奏则给人以安全感（就像朗读剧本一样），让观众很容易进入那个讲述的世界，并且产生信任；后者是生活化的，有一些停顿、夹杂着犹豫，是生活中的声音（也许是掩饰部分真实细节的一个小标志）。
这一微妙差别则体现出“声音”相对于“文本”和“影像”的媒介特异性：“声音”是纯然即时的（immediate），它紧紧附着在要表达的内容上，难以被剥离，单独进行编辑，这令它拥有一种极为特别的直接性和此在性（thisness）。
这就是说，在某种层面上，也许关键镜头、画面细节、独白文本、播放速度可以被轻易编辑，但在语用层面，即刻/当下的声音具有一种天然的信任优势：我们认为它在短时间内难以作伪——或者相对于单纯对表达之内容进行逻辑分析，我们更容易从声音里直接感受到某种真挚：语气不容易伪装，更无法收回。
小说要获取某种客观性，必须费劲心力地删减细节、保持文本的干瘪与清癯，对于电影来说，呈现一种语气也许就够了，演员可以用客观的语气携带丰满的细节。
在《梦》当中，约翰妮旁白的客观性给她的叙述增添了权威，它制造的亲近感又让这份独白更容易被观众信任和接纳：这是语言（voice）相对于文字（text），无可比拟的优势。
作为描述性中介的影像
如果说声音能够带来信任感，影像带来的则是疏离感。
很多人对这部电影的批评是，抛开精密编织的文本，它缺少令人印象深刻的影像细节，一切调度好像都显得那样乏味而平庸。
但前面说过，这也许恰恰就是影像在本片里所必须扮演的本职工作：它作为一种描述性中介，就像幻灯片一样，起着辅助观众聆听独白的作用——谁说影像就一定要成为电影的主体？
在《梦》的影像构筑层面，导演主要通过改变布景和环境来叙事或者表意。因为观众可以很轻易地察觉，室内戏的内容是琐碎、乏味、猥琐而平庸的，只有当人物从室内移向户外的时候，他们的对话才忽然变得真诚而开阔。
母亲与祖母在房间里为约汉妮焦虑不止、争论不休，但是到了森林中，她们才真正敞开心扉，约汉妮的文本作为开关，森林作为布景，使她们交换对于女儿/孙女毫无保留的欣赏与对其真实处境的理解，倾诉对彼此最真挚的想法（关于童年时期恐怖片的对话），在回家的路上，吟诵着能够暗喻影片主题与约汉妮处境的诗句。
登山时，祖母在和她相识的文学编辑交谈，毫无顾忌地谈论对性的看法，倾听和表达对孙女的喜爱，可是下一场戏，回到室内，当约汉妮问起主编对自己作品的看法时，祖母却语焉不详，羞于直接夸赞或者鼓励自己的孙女。
在约汉妮步行前往老师公寓街区的路上，现代化高楼与建筑、霓虹灯也承担着某种制造疏离感、强化主角情绪的功能，而传统的挪威房屋，则象征着安全、舒适和些许的压抑。
在电影里，这种细节对比还有很多，所以，室内布景承担着某种象征功能：它暗喻前文所提到的庞大的社会体系、清晰而简单的道德评价对人类自由情感潜力的压抑，而室外的风景，高山、湖泊、森林，则象征着人的抛开顾忌的真诚袒露、情感的解放、自由的探索。
用简单化的结构与对比方式，导演呈现一种功能化使用影像（而非精雕细琢）的倾向，但你很难说这是一个问题，或者缺陷：
因为对于观众来说，最重要的是感受、思考，电影主要使用哪种媒介并不是核心问题，《梦》提供给观众的沉浸式叙事体验和延伸的媒介反思、情感呼唤，都无比清晰地佐证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