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弧的《邮缘》

上周中与母亲一起去小西天资料馆看桑弧导演的《邮缘》(1984),她来北京一周,我只同她看了这么一场电影,但也算还了她的一个夙愿吧。

这部作品出乎意料地好,没有想象中80年代喜剧的尴尬,笑料实在是超越时代的,让人想起看过的《夜来风雨声》,一部40年代的上海家庭电影。

1984年的影片仍然残留着以往时代的隐痛,因十年动乱未能好好接受教育的男主角丁大森(郭凯敏)——可爱而吊儿郎当还真是他的标志,让人想起杨延晋的《小街》;作为知青回乡却没有正式工作的姐姐丁慧娟(她热爱读书,却也放不下美丽的上海,一直在留在上海/离开上海去黄山的农场与恋人团聚之间摇摆)。

相反,陈燕华扮演的周芹就更有点功能性意味了,不过银幕上的她真的很美、很温柔,足以让人忽略掉她性格的单一。再说,这也是一部喜剧,人物本就是漫画式的,少有subtle的一面。(除了丁慧娟那一条线有一点melodrama的味道)

丁慧娟与母亲的关系也非常「中国」。看这一段时,我频频往母亲那一边转头,想看看她的反应。因为这段家庭关系真的足以令她想起自己的母亲了。

在电影里,母亲将本来是准备给慧娟的工厂职位转给了「没出息」的大森,让二十七八的慧娟在家待业——这在那个时代再常见而不过了。

但要害并不在此,而是母亲的态度。

受到社会主义主流话语规训的她(国营工厂老职工)不敢直截了当像农妇(在男女平等问题上,两者思想境界差异不大)那样说出:「男孩是自家人,对男孩就是应该比对女孩好一点」,而只能无时无刻对外人表露出「男女都一样」的态度,但(影片里)实际生活的种种细节(或者说全部细节),又处处体现着她的偏爱。

这类女性形象最具讽刺性的一点在于,她们会拼命地用表态/话语justify自己的行为。想想吧!无数次,母亲是怎样试图表现得她很爱女儿,又是怎样实际上流露出她其实更爱儿子吧。她嘴里不断表达着对女儿前途的担忧,行动则总是体现为对儿子实质性的帮助。

苦涩的反讽恰恰诞生于这种反差中——这种反差只可能在社会主义话语哺育下的母亲身上发现。

抛开这一切,这部电影最让人感动的仍是80年代中国那种积极、乐观,一切向上的气氛。没知识没有关系——可以去夜校学!没有工作没有关系,可以去乡村建设祖国!工厂的工人也可以有集邮的爱好,温柔善良的女性也可以是邮递员,她可以做着服务大众的工作。那是有限的社会主义社会下的某种美好,虽然它可能不那么真实,但映衬现在,也足够令人怀念。那时与现在不同,「一切都会变好的!」

我想起我看过的一篇池莉的小说《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在这篇描写武汉市民生活的小说里,女主角是一名年轻的公交车司机。凌晨四点起床开公交车的女孩子也有机会拥有甜蜜的爱情。多么美好啊。

话说回来,那是1984年,那是一个人们似乎相信一切都会变好的年代,就像1997之于HK一样,谁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呢?所有人都保持乐观,所有人都带着笑脸——后来或许发生了什么,至少那一刻的乐观、美好与理想主义却留了下来。正因为如此,一切矛盾才那么容易被解决,而不令人感到虚假。这一类电影如果出现在现在,只能被批评「幼稚」!时代不同罢了。我总觉得我们不应该那么cynical。

电影的结构和节奏一样好,几乎不会让人感觉到冗余和拖沓。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是导演的技法,非常纯熟——他十分爱用zoom-in/out来变换景别(全集/中景转近景/特写或者反过来),以突出更多的信息。这样的手法我非常喜欢,在我看来效率也高,比之蒙太奇也更具连续性。另外,他还利用上海的商店霓虹灯明暗变化来烘托男主角的心情——十分自然,毫不拖沓。

电影结束时,影院响起了掌声。看好的中国电影和好的电影感觉完全不同。虽说电影语言不分国界,但看中国电影时,我们能明显能感受到更多东西。

我,我们,都需要再看些真正的、好的中国电影。过几天去资料馆看《人鬼情》《香魂女》。

童年记忆碎片之五

小学。大概是二三年纪(也有可能是四年级),班里转来一位女同学。L老师安排她独自坐在教室最右端的第一排,离窗户和垃圾桶很近。那时,大家都有同桌,可能因为她是新来的,所以她也就一个人坐。

起初我大概没有注意到她。不过很快,同学间开始流传起一个绰号:「瘟神」。大家指责她总在上课时放屁。但说实话,我有一段时间坐在她右后方,距离很近,但我从没有闻到过异味。尽管我一直有严重的鼻炎,但那时还小,嗅觉不至于完全失灵(这是很多年之后的事情了)。

我完全闻不到她的屁。我只能看到她穿着脏脏的衣服,头发也总是乱而油腻。那是冬天,我还能记得她总是穿着一身半长的白色夹袄,总是可见一些明显的污渍。可能有很多人放了屁,我记得我也放过屁。但每当有人放屁,大概都被归罪给了她,于是她就成了「瘟神」。

我从没和她说过一句话。

我也从没有听过她说过一句话。甚至我记得老师从未点她回答过一次问题。因此我对她的姓名毫无印象,只记得「瘟神」这个称谓。

她在班上没有一个朋友。每到课间休息,她就一个人坐在自己的单人座位,双手抱着胸,低头,不知道在想什么,或不知道在写什么。

说来很奇怪,正因为她永远一个人,我反倒很想要接近她。那股冲动一直驱使着我朝她那里看。但又有一股介于害羞和羞耻之间的情感阻碍着我,让我没有办法去靠近她,和她说说话。(这种情感困扰了我很多年,直到最近我依然在与其作斗争。)

然后在某一个时间点,我对她的观察和记忆全部停止了。那一幕我记得分外清晰。

那是一个课间或中午,教室里人不多,有她,有我,还有两三位同学。我实在太想要接近她,和她说说话了,便在讲台课桌之间的空地上不断逡巡,时不时将身影晃过她的视线。

突然,她有一个什么东西掉在了地上。是书,是文具,或是其他什么东西,我记不清了。但总之,有什么东西砸在了地上,摔到很远。而我正好看见了。出于本能,我走过去捡起那东西交还给她——然后我们对视。那大概是真实存在的一瞬间。我不记得她是否说了谢谢,我只记得我还来不及说话,后面就传来了嘲笑声:「XX,你怎么跟『瘟神』在一起啊,快过来!」

听到这句话,我打了个激灵。不知道是不是为了表演给他们看,我瞬间表现出特别嫌弃的样子。对着他们,我的脸部刻意扭曲了一下,身体剧烈往后一倾,然后猴一样地窜到了自己的座位上——仿佛刚刚逃离了一场地震。当时我的同桌在座位上,我蜷缩着趴在桌子上看着他,然后我们一起大笑起来……(我明白,我也记得那个时刻我并不快乐,但也不太难过。)

从那以后,有关她的一切我都不记得了。就连她什么时候转学(抑或是辍学)我也不知道。老师也不再提起她。大家也从未再提起她。好像这个人从未存在一样。但我对那件事印象至深。

直至今日,我也为那一瞬间的我感到彻底的羞愧和耻辱。

直至今日,我也在不断地重复此种羞愧与耻辱,以不同的形式。